俗话说“文如其人”，每每读到孙教授的文章，都让我觉得内心的良知和公民意识被无数次的唤醒。那些鞭辟入里的文字、那些真实案例的分析、那些为弱势群体的诉求……使得我暗暗敬仰孙教授的为人，也更加决心要去图书馆多找寻几部孙教授著作。在书架上，一本名叫《守卫底线》的书吸引住了我的眼球，书中扉页就谈到为重建改革的共识与动力，应当对改革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改革进行建设性的反思，但这种反思不应当是在过强的意识形态化氛围中进行，而应当将这种反思建立在建设性、负责人和理性的基础上。因为意识形态的僵硬对立，会妨碍我们对一些要害问题的准确判断，并缩小选择的弹性空间。在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有必要重读一下孙教授于2007年完成的这本书。
         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频频突破我们认知底线的事情接踵而至，奸污猥亵学生的事件经常见诸报端，公款赌博、销售假药、庇护走私等成为屡禁不止的顽症。对于这样道德滑坡、底线失守的问题，各地方接连发出各种禁令。其中包括“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严禁用公款打麻将”、“严禁向患者索要红包”等等。对于这些禁令，实际上都是不言自明的底线性规则，而现在却要郑重其事地作出规定，让人不免觉得荒谬。但是，当我们回归到现实生活中时，就会发现其实这些规定并不荒谬，因为破坏这些底线的事情说明我们社会生活的底线在频频失守。
         罪恶的活动归根到底是制度失败的恶果，我们面临的种种问题的严峻性，不只是在于新体制本身的无效或缺陷，而是新旧体制共同基础的丧失。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被赶下台的时候，曾有媒体评论说，菲律宾社会生活中腐败之风导致的对于社会生活基础的破坏，可能需要这个民族用上百年的时间来支付代价。可以说腐败对于社会生活的最大危害，就是对于社会生活基础秩序的侵蚀和毒害，是对于社会生活基础的破坏。谈到腐败问题，让我想到了在城市生活中经常看到的封路安装各种管道的现象，这种工程小则数日，多则一年甚至数年，给人们的出行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曾经有一个工程附近张贴了一张标语写道：今天的不便，是为了明日的方便。读到此类标语，我不禁就想问一问昨日他们又在何方呢？不只是为官之人把老百姓的钱装在自己的兜里才叫腐败，没有基本预见性的短视行为更是腐败滋生的温床。
         书中谈到社会生活的底线频频被突破的原因有三：一是“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强弱失衡的社会结构；二是社会公平和正义机制的丧失，道德本身是不能单打独斗的，有赖于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秩序的支撑；三是为了效率什么都可以牺牲的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的蔓延。那么要解决以上问题，首先就要使事情进入可治理的状态。著名经济人类学家波兰尼曾经提出“嵌入性”这一重要概念，他指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而后，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更具体论证了经济活动不是在真空里进行，而是嵌入与社会结构之中的。不过，他更多地是将社会结构理解为“社会关系网络”。但在这里，我们可以将这样一种理论脉络做进一步的扩展，即所有的制度都是嵌入于“基础秩序”之中的。制度是否奏效，与这个“基础秩序”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样的一种思路对于理解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乃至由此进行的改革都是有意义的。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们往往更加重视的是具体制度的变革，而对“基础秩序”的建设却很少给予关注，甚至有时秉承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不惜用毁坏“基础秩序”的方式来获得暂时性的改革收益，结果是为制度有效运作不可缺少的“基础秩序”的崩解。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务之急，我们应当把“基础秩序”的构建作为一个重要的任务来加以推进。破解改革反思的意识形态迷雾，使对改革的反思能够在理性和建设性的层面上进行，透视它背后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正当利益要求。孙教授曾经提出关于幸福的建设有两条线：一条是民生，另一条是公平正义，而公平正义比民生还重要。因为“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底线就会丧失；没有公平正义，每个人都觉得是受害者，都是弱者。政府的第一要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维护公平正义。如果在建设幸福社会的时候，强调这一点，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在我们社会生活底线频频失守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塑我们的“根”净化我们的“魂”。在反思的基础上推进改革，警惕系统性不公正的蔓延，设身处地的解读社情民意，探寻事件中的逻辑与机制，守卫转型社会生活基础秩序的底线，建设体现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的支撑，使道德不再被蹂躏和践踏……这些都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应有之义，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用最大的正能量去重塑曾经失守的底线秩序，构建更加强有力的防止底线失守的坚固堤坝。

付东东（2013级马列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