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1896-1989），字唐臣，江苏镇江人。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桥梁工程，结构力学和土力学方面的工程实践、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1911年，他考入唐山路矿学堂预科，1916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后被清华学堂官费保送赴美留学。1917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专业硕士学位，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1919年获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工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桥梁桁架的次应力》的科学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

同年回国后，任唐山交通大学教授，南京东南大学教授兼工科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天津北洋大学教授兼校长。1933年后任杭州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唐山工程学院院长，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北方中国交通大学校长,并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普协会副主席，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市科协主席，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 九三学社副主席和名誉主席，国际桥梁及结构工程学会高级会员。他是中国近代桥梁工程学的重要奠基人。30年代主持设计并领导建造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他采用“射水法”、“沉箱法”、和“浮运法”解决了技术上的难题，使该桥仅用两年半时间和160万美元的低廉造价就得以完成。以后又担任修建规模更大的武汉长江大桥。他在中外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有200余篇，后期主要从事科普工作。著有《桥梁第二应力》，主编《中国古代桥梁技术史》，并出版有《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等。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任技术科学部副主任。1982年被聘为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1987年10月，茅以升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茅以升为我国和世界桥梁建筑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89年11月12日病逝。

茅以升唐校毕业证书

参加成都西南交通大学成立95周年校庆时在茅以升铜像前留影

爱国故事：

“桥虽被炸，然抗战必胜，此桥必获重修，立此誓言，以待将来。”——茅以升

1933年3月，茅以升主持钱塘江桥奠基仪式

钱塘江大桥

茅以升先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由一个崇尚“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生于清末，长于民初，辛亥革命开始时正在上大学，一度准备投笔从戎，后来他听了孙中山在唐山路况学堂的讲话：中国革命需要一支武装斗争的大军和一支建设祖国的大军，而下定决心走“科学救国”“工程建国”之路。他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怀着“我的事业在中国”的强烈感情，回到了贫穷、动乱的祖国，辛勤耕耘，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工程技术人才。他主持设计和建造了钱塘江大桥，打破了欧美国家垄断中国大型近代化桥梁设计和建造的局面。

1933年3月，在“没有工艺、没有设备、没有经验，天上还有日本人的飞机”的情况下，茅以升开始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他为大桥日夜忙碌，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为钱塘江桥施工日夜奔走，精神紧张，忽而愁闷，忽而开颜，有时寝食皆废。”历时两年半，克服了80多个重大难题，1937年9月26日，钱塘江大桥建成通车。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然而，大桥刚刚通车89天，茅以升便接到命令：炸掉大桥，不让日军占用。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茅以升不得不挥泪将自己倾注心力修建的大桥亲手炸掉。他在日记中愤然写道：“桥虽被炸，然抗战必胜，此桥必获重修，立此誓言，以待将来。”

抗战胜利后，他带着精心保护的14箱资料回到杭州,克服重重困难将钱塘江大桥修复完成，实现了自己的爱国誓言。上海解放前夕他拒绝去台湾，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他利用担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的机会，为保护上海的工厂、机关、学校，为保护被关在龙华监狱的三百名进步学生作出了贡献。1949年，他应邀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矢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新中国的总设计师。十年动乱期间，他身处逆境，也从未动摇过对党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奋发工作。1987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夙愿。他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多年的愿望，这个愿望是我一生经验的总结”。

创新故事：

“困难只能吓倒懦夫懒汉，而胜利永远属于敢于攀登科学高峰的人。”

——茅以升

修建中钱塘江大桥

1933年8月，浙江省建设厅成立“钱塘江桥工委员会”，茅以升任主任委员。次年4月1日，浙江省政府成立“钱塘江桥工程处”，茅以升任处长。茅以升邀请曾就读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同窗好友罗英为助手，担任建桥总工程师要职，和自己一起实施建桥方案钱塘江以险恶闻名，上游时有山洪暴发，下游常有海浪涌入，如遇台风更是浊浪排空，势不可挡，钱塘江大潮高达5米至7米，令人生畏。而且江底石层上有极细的流沙，深达40余米，在上面打桩十分困难。建造钱塘江大桥首先要克服两大障碍，一是洪水和涌潮；二是流沙。有外国工程师妄言：能在钱塘江上造大桥的中国工程师还没出生呢！

大桥开工不久，困难接睡而来。茅以升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打桩，要把长长的木桩打进厚达40多米的泥沙层，令其站在江底岩石上才算成功。茅以升特制了江上测量仪器，解决了木桩定位问题，再用“射水法”打桩，即把钱塘江的水抽到高处，通过水龙带将江底泥沙层冲出一个洞，然后往洞里打桩。用这种方法一昼夜可打桩30根，工效大为提高。沉箱是建桥的重要基础，长18米、宽11米、高6米的钢筋混凝土沉箱，像一个无顶的大房子，重达600吨。潮大水急，要把这样的庞然大物从岸上运到江里，然后准确地放在木桩上，难度极大。但沉箱站不住，桥墩就无法浇筑。其中3号沉箱，在4个月内就先后数次被冲到下游的闸口电厂、上游的之江大学等处。后来根据一名工人的建议，把原先6只各重3吨的固定沉箱的铁锚，换成了每只各重10吨的混凝土锚，在海水涨潮时放沉箱入水，落潮时赶快就位，结果一举成功，600吨重的箱子稳稳地立在了木桩上，以后沉箱也再没有发生移动。建桥过程中，茅以升充分发挥8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和900名工人的智慧，攻克了80多项难题。在总工程师罗英协助下，还打破先做水下基础、再做桥墩、最后架钢梁的传统造桥程序，采用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方法，即基础、桥墩、钢梁三种工程一起施工，并使全部工程做到了半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工程效率。

育人故事：

我们如要将“理论与实际”、“科学与生产”，“读书与劳动”、“通才与专才”、“普及与提高”、“学校与现场”、“教师与学生”统统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便先要实行这样一个“习而学”的工程教育！

——茅以升

茅以升批改学生作业手迹

茅以升一生致力于授业育人和教育改革，对高等工程教育极为重视，曾先后四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校长。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提出了对当时通行的高等工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的初步设想，即“习而学”的工程教育理念，提倡“先习后学，边习边学，既习又学”的新教育程序。1950年4月，茅以升发表《习而学工程教育》，进一步阐述应按照人的认识规律，由感性知识入手，进而传授理性知识，先让学生“知其然”，而后逐渐达到“知其所以然”，从而把理论与实际、科学与生产、读书与劳动、学校与现场紧密结合起来，摒弃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通才教育”老路，而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学制，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培养造就量大质高的专门人才。

过去的工程教育，是先学而后习的。以大学的各工程系为例，它们有许多共同特点：一律四年毕业，为的是同大学中其他学院(除医科)一致，招生方便；第一年级必修课程，各系大体相同。使工学院里转系方便；各年级的课程中“基本”性的较多，专门性的较少，为的是想求较广的基础；第三、四年级课程内，专门性的选课较多，为的是想求较专的应用；四年中理论课程多于实习课程，为的是理论重要，实习只是验证理论；理论先讲，实习后做，尤其是最基本的理论，在最先讲，最专门的实习，在最后做，为的是先要头脑搞通，然后双手去做。

这些特点，说明过去工程教育的特性：广泛不精，培养“通才’为目的；以理论为前提来便利学生选科选系的；以理论为基础，施行工程教育；以实习来帮助理论，不是以理论来贯通实习。这些特性造成下列现象：理论与实际脱节；通才与专才脱节；科学与生产脱节；对于学生入学的要求，是重“质”不重“量”；对于学生毕业的条件，是一切分数及格，而这分数，极大多数是指理论的课程。。

这些现象，都是不合理的，然而这便是过去工程教育的病态！因为过去是抄袭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方法（尤其是美国），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工程生产事业大半是私营的；大学及专门学校，私立的也很多；学生在校是受一个主人支配，出校就业，又受另一个主人支配，而这两个主人，各有各的计划，只求自己出品增多，以致形成双方脱节的现象。因此工程学校，便想只造就通才，并以理论为号召，希望在各种脱节的情况下．替学生多搭些桥粱，免得很多学生落水!这一套教育方法，在我们新的人民民主国家里，应当重新估价了，应当开始改革了！

从原则上讲，在我们国家里，教育和生产（绝大部分）属于一个主人．这个新法，似乎是值得提倡的。所成问题的是：过去的教育方法，根深蒂固，一时不易解放，而所有的课本（多半是外文），都是为“先理论后实习”“先基本后实用”而写的，对于新法，完全不能适用。必须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变更过去“先修”观点，方能拟定实习计划，课本内容，教学方法等等。更需要广泛地讨论，由各工程教育专家，多作深入的评判，以期树立新法的雏形，来做尝试的根据。切忌旧的打破，新的建立不起来，演成半真空景象。或者这个新法，较宜于专门学校，而不适于大学，也值得研究。

这个新法的路线，是从“感性知识”到“理性知识”，然后再回到感性知识，循环发展。是旧法的大翻身！是从“学而习”的工程教育改进到“习而学”的工程教育。只要打破了这个传统的观念，学与习便会自然地结合起来，成为“学习结合”的工程教育。我们如要将“理论与实际”、“科学与生产”，“读书与劳动”、“通才与专才”、“普及与提高”、“学校与现场”、“教师与学生”统统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便先要实行这样一个“习而学”的工程教育！

参考文献：

[1] 柯继铭.中国名人全传（第4册）[M].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645-647.

[2] 立德树人网：茅以升同志生平[EB/OL].

https://ldsrw.swjtu.edu.cn/info/1112/1731.htm

[3] 吴启迪.中国工程师史[M].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

[4] 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茅以升全集 工程教育（第6卷）[M].天津教育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