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珺（1931—），男，天津市人，沉积地质学家，中国沉积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1953年于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毕业后分配至地质部641地质队（甘肃白银厂）工作；1956年于北京地质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工作，1958年调至成都地质学院（现成都理工大学）任教，1982年调至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任所长，1996至2002年间为西南交通大学双聘院士。

长期致力于泥沙运动力学和沉积构造、岩相古地理和层控矿床学研究，提出“沉积期后分异作用与成矿作用”、扬子地台陆缘寒武纪磷矿风暴岩沉积模式、“构造控盆、盆地相控、岩相控矿”等理论，根据其提出的理论与方法，在我国中西部地区成功探测出了多处铅、锌、铜等金属矿藏；1984年主持地矿部重点攻关项目“中国南方岩相古地理及层控矿产远景预测”，提出资源能源相控理论，该理论受到国内众多科研、生产单位，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企业及国际地学界广泛认同和应用。把我国的沉积学研究推到了世界前沿，许多研究成果在我国都具有先驱性和启迪性。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第一届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等奖项。1996年在第三十届国际地质大会上荣获“斯潘迪亚罗夫奖”，是该奖设立百余年来第20位获得该殊荣的地质专家，也是中国第一获此奖的科学家。

2008年刘宝珺向他人介绍斯潘迪亚罗夫奖（澎湃新闻报道）

创新故事：

我们应该涉猎广泛，把各方面的东西联系起来，一专多能。做个思维活跃的“多面手”。

——刘宝珺

1978年，刘宝珺（中蹲者）与技术人员在贵州进行野外地质调查工作

刘宝珺（左二）1970年与同事赴云南滇中进行野外工作时留影（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1953年，在甘肃白银进行野外地质勘察

1994年，办公室工作照（右二为刘宝珺）

沉积地质学家刘宝珺在研究过程中对其时的“热门”理论——“三板斧”产生了质疑，他通过大量的资料阅读和调研，以充分的论据破解难题，敢为人先提出新的理论。1971年前后，云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通过在云南滇中地区的红色地层中勘探出一个产量达一百万吨的大型含铜砂岩矿床，冶金部专门召开全国现场会，推广云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304地质队总结出的“三板斧”含铜砂岩找矿经验，该理论一落地，就在全国地质和冶金行业内开展了推广传播，甚至相关经验被编入几所地质院校的专业教材中。应云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之邀，成都地质学院找矿系组成了云南滇中含铜砂岩铜矿科研队。1972年7月至1974年初，刘宝珺作为成都地质学院含铜砂岩科研队“技术负责人”，和科研队赴云南滇中地区开展砂岩铜矿沉积相及矿床成因与成矿规律研究。刘宝珺背着外文的沉积岩石学书刊和其他有关外文参考资料到云南，每天清晨五点起床，给队员打好洗脸水就坐下来翻阅外文资料。除了向书本请教，考虑到该科研项目涉及沉积学和泥沙运动力学、物理化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渗透，刘宝珺就向成都地质学院相关领域“最厉害的人”讨教知识。如涉及铀矿矿体转轴产状成因问题，他就找著名铀矿地质学家金景福。就物理化学反应的不解之处，他跑到化学家邵维俊那儿讨教答案。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渐深入，科考队开始质疑此前“三板”结论的科学性。根据“三板斧”理论，砂岩铜矿形成于古代湖泊相的沉积环境，而刘宝珺等人则认为是由古代河流相沉积产生，这个考察结论颠覆了矿区原有的经验总结，反对之声迭起，科研队工作一度陷入四面楚歌的境遇。

为了说服对方，需要拿出科学证据，刘宝珺自信可以在理论基础上大胆做恢复工作，从而对于砂岩的沉积作用源自河流还是湖海做出准确判断。他和团队从沉积学研究角度，对岩石薄片的成分进行统计，得出“含矿段的特点是粒屑/杂基比值高，明显表现出底冲积搬运的河流性质”的结论。更重要的是，他们运用泥沙运动力学理论，对含矿段堆积物的水动力条件进行测算，从床沙迁移形态水槽实验中得到启发，通过水槽泥沙床砂运动方法，揭示了不同流水动态下形成不同床沙形态的层理类型及特征，以观察结果为鉴别含砂岩沉积相提供了可靠依据。随后，成都地质学院与304地质队联合组成二十人的科研队伍，在当地开展为期三年的科研攻关，进行了大量调查和钻探，进一步证实刘宝珺团队给出的结论的可靠性和科学性。1974年夏天，生产单位在云南团山矿区进行钻探验证，最终在指定的位置打到了四米厚的矿体，与刘宝珺团队此前提出的理论完全吻合，人们把刘宝珺团队的研究结果称为“新三板斧”，并被推广到湖南、贵州、广西等省份，涉及铅、锌、铀、金和汞等多个矿种，同时还修改了教科书上的内容，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正是因为刘宝珺团队勇攀学术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云南滇中含铜砂岩铜矿研究为中国地质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不但在理论上解决了“河湖之争”，还开创了一个沉积成矿研究的新领域。

参考文献：

[1] 杨树彦主编.俟实扬华 桃李春风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风采录 第2卷[M].1996.

[2] 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编.中国地质调查院士传记[M].2016.